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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增长必须注意“五防”
姜作培
2009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揽子计划的积极作用下，我们努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民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呈现企稳回暖的迹象，保增长的整体表现好于预期。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经济运行的状况表明，应对金融危机，必须十分注意防止和克服保增长中一些不科学的苗头性倾向，以推进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实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一防保增长与调结构变成两张皮的倾向。保增长与调结构，这是我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出的两个重要调控目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努力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内在统一，做到既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又推进结构优化升级。但目前在保增长与调结构关系处理上存在一些偏差，有的地方出现了重增长、轻结构的倾向，研究保增长速度多，谋划调结构少，把保增长与调结构变成了两张皮，这种倾向需要引起警觉。
保增长与调结构，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从矛盾方面看，如果就增长论增长，把投资作为保增长的第一推动力，一味通过扩大投资规模，实现经济的外延式扩张，结果即使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但经济增长的结构效益是难以提高的。损害持久和高效增长的基础和条件，这样的经济增长也就没有生命力。从统一方面说，在经济增长中注意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促进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方可推进我国经济健康高效发展。鉴于此，我们不能把保增长与调结构割裂开来，要以辩证思维的方法，统筹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也是过去的教训证明了的。我国的经济结构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有效调整，原因之一就在于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关注的是GDP增长速度，忽略结构调整，结果GDP上去了，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却屡屡落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必须促进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内在统一，把调结构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在调结构上下工夫、花气力。国务院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最后落脚点都放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上，就充分说明了结构调整在保增长中的重要位置。因此一切保增长的政策举措都要有利于调结构，不能再为调结构设置障碍、增加困难。千万不能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产业都继续上，这样做得不偿失。要出台一些既在短期内有利于保增长，又在中长期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措施，这就需要充分考虑投资的方向、结构问题。
二防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相互脱节的倾向。通过扩大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是国内外历史经验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为了保增长，今年我国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扩大政府对经济的投入。但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仅靠政府扩大投资，把扩大投资需求都寄托在政府投资上，这是不现实的。政府的财力毕竟有限，绝对承担不了投资的主要任务和责任。目前的问题是，尽管2008年以来各级政府投资的数量、规模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但民间投资还未相应跟进。民间投资信心不足、热情不高，不少民营企业处于观望状态。我国民间资本实力强大，现已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70%以上。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激发巨额的民间资本的活力，无疑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强大的拉动力。纯粹靠政府投资带动的经济回升，很难形成持久稳定的趋势，只有当民间资本投资增加的时候，政府的投资才有可能放大它的作用，整个经济才有可能出现好转。因此，在扩大政府投资的同时，必须充分利用和组织民间资本的力量，形成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结合，这在民间资本富裕地区显得尤为关键。
在目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十分严峻的态势下，要促进各种民间投资者从投资信心不足、过于谨慎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关键在于政府积极引导，深化“四两拨千斤”的制度设计，进一步为民间资本的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比如在资本进入领域，应实行全面开放政策。打破政府限制，在项目审批、用地政策、税费收缴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在资金支持方面，应放宽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政策，拓宽金融空间，为其提供债券融资、贷款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等等，唯有如此，政府投资的扩张效应才不会演变成对民间资本挤出的效应，激发民间资本投资的生机和活力，让政府资本与民间资本各得其所、各展其能，共同刺激经济全面复苏。
三防政府行政过多干预经济运行的倾向。面对这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涉及范围越来越广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各地政府纷纷在第一时间出手，采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调控手段，快、准、狠地对当下经济面临的困境展开急救。然而也有些地方政府借救市救急为名，出现了对保增长的经济活动包揽过多、干预较多的倾向。例如有的地方政府较多地干预了一些投资项目的决策，银行信贷资金的投放，本地企业产品的促销等等，上述种种带有明显行政色彩的政府调控，必然会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由于市场配置资源存在着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确实需要政府必须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尤其是在今天，应对这样百年一遇的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各种情况的复杂性，变化的多样性，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前所未有。面对全国上下大规模的救市救急，无疑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但政府作用的某种强化，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回到传统计划经济老路。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整整30年了，在今天的体制下，经济运行的诸多环节，均离不开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靠市场配置资源，否则很难收到较理想的调控效果。如果借“救市”和“救急”为名，不恰当地造成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扩张，这无疑会扭曲市场机制和背离市场规律，体制倒退的结果必然带来经济运行的低效率、无效率，最终也达不到保增长的预期目的。金融危机源于市场失误，问题出在市场，最终还是需通过市场来解决。作为受危机影响的国家，摆脱危机的影响也还是需要借助市场作用。因此保增长在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应按市场规律办事，多引导、少干预;多用经济手段，少用行政手段，即使用行政手段干预也要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内在要求，这样才能确保“保增长”的一切行为措施不偏离市场经济的正确轨道。
四防横向攀比、各地竞相争速度、比政绩的倾向。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发现在有些地区之间，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受金融危机影响相近的地区之间，不甘落后，互争前列，比投资增幅高低，比所铺摊子大小，比项目多少，最终比增长速度快慢，竞相充当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的“领头羊”、“排头兵”。这其中体现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和竞争观念，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因素，但不问其动机何在，一味相互攀比的做法不可取，不可倡导。
因为我们国家大，各地发展基础、优势和实力千差万别，即使在同一省、市，市县之间发展状况也大相径庭，如果脱离实际、不顾条件，大家热衷于横向攀比，盲目地与其他地区比投资规模、赛增长速度、争经济复苏的名次，其结果势必会滋生许多严重弊端。要防止和克服这种倾向，一方面要求各地政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从对GDP的崇拜中解放出来，从传统的政绩意识中解放出来，既要有“造福一方”的责任意识，也要有立足全国的大局意识，以求真务实精神将本地区的经济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有机统一起来，义无反顾又矢向一致地沿着科学发展道路发展地方经济、造福一方人民。另一方面，要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法纪制约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帮助和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
五防重增长、轻改革的倾向。针对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下滑态势加快的严峻形势，各地各部门围绕保增长的大局要求，纷纷在保增长上做文章，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必须指出的是，与增长的速度、质量和效益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改革，有些地方和部门却未把它置于重要位置，出现了重增长、轻改革的倾向。认为保增长是头号任务、当务之急，急事必须急办;改革是长期任务，可以缓一缓。在应对金融危机多种举措中，讲增长头头是道，讲改革穿鞋脱帽。甚至把改革搁置一旁，这种在救急的名义下弱化改革的倾向，必须引起我们关注。
须知，当世界金融危机与我国的经济周期性调整叠加在一起的态势下保增长，这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内与国外多个领域、多个层面、多个环节，因此我们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就增长论增长，必须统筹谋划，把经济增长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两篇文章一起做。过去30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靠改革推动的，改革是经济增长的强大支撑。未来要实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同样需要靠改革来推动，改革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经济上升时期是如此，下行时期也是如此。保增长当然要靠资金、物资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更要靠体制机制创新。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生活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不少是过去长期积累下来的且是由体制造成的。如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资源浪费问题、消费滞后问题，根子均与体制相关，不可能单纯靠发展来解决。这就要从体制入手，深化改革，排除体制上的痼疾，这才是治本之策。因此我们要紧密结合保增长的实际，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中的各种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生机和活力。
